飞虎军的旗号在赣江之畔猎猎飘扬了不过一年半载，其锋锐初试的捷报尚在通往临安的驿道上传递，一股冰冷刺骨、蓄谋已久的暗流，已从临安城的深宫高墙内，悄然涌出，化作数道言辞狠厉、罗织严密的弹劾奏章，如同淬毒的弩箭，精准地射向了隆兴府，射向了刚刚显露出虎牙的飞虎军，更射向了它的创建者与灵魂——辛弃疾。
第一波弹劾，来得冠冕堂皇，直指“法度”。御史台一位素以“风骨”闻名的言官（事后得知，其女嫁与某主和派大臣之侄）率先发难，奏称辛弃疾“在江西提点刑狱任上，擅专刑杀，以酷法治民，罗织罪名，构陷士绅，以致冤狱迭起，民怨沸腾”。奏章中列举了数桩辛弃疾查办的“要案”，刻意歪曲事实，将打击通敌走私、惩治地方恶霸，污蔑为“排除异己、勒索钱财”，并附有“苦主”血泪控诉的状纸（实为被打击豪强及其爪牙伪作）。紧接着，户部有官员上疏，弹劾辛弃疾“筹建飞虎军，擅自加赋，巧立名目，摊派勒索，商民困苦，几至罢市”，将辛弃疾“劝募助饷”、发行“军券”等筹措军资的权宜之举，描绘成横征暴敛、与民争利的恶政。
这两道奏章，如同投入看似平静湖面的巨石，在临安朝堂激起了不小的波澜。主和派大臣们仿佛嗅到了血腥气的鲨鱼，纷纷附议，或明或暗地指责辛弃疾“年少躁进”、“不谙政事”、“徒耗国帑”、“滋扰地方”。即便是一些中间派官员，见风向不对，也三缄其口，作壁上观。
辛弃疾在隆兴府接到朝廷转来的“质询”公文（弹劾副本）时，正值飞虎军一次小规模剿匪演练凯旋。他仔细阅读了那些指控，脸上并无太多惊怒，只有一种早已预料的冰冷。他立刻亲自撰写了长篇辩疏，将所谓“冤案”的原始卷宗、查获证据、审讯记录择要附上，逐条驳斥指控，阐明办案初衷与律法依据；对于“加赋”之说，他详细列出了飞虎军筹建以来的所有收支账目（核心机密除外），说明款项多来自罚没赃款、商贾自愿“助饷”及“军券”认购，并附有部分参与“劝募”的商号出具的证明，证明其并未强征，且许以未来惠商之诺。辩疏有理有据，数据详实，连夜以六百里加急送往临安。
然而，真正的杀招，还在后面。第一波弹劾余波未平，第二波更恶毒、也更致命的攻势，已悄然酝酿成熟。这一次，弹劾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拥兵自重”、“图谋不轨”这等足以株连九族的大罪！
发动者不再是台谏小官，而是两位在朝中颇有份量的重臣：一位是素来与张浚不睦、力主苟安的参知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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