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睁开眼,松开怀表。我已经不记得这块表是什么时候出现在我生命里的了。但我记得父亲有一块怀表——他经常在晚上拿出来上发条,拧动表冠时会发出的细密齿轮咬合声。那是我童年记忆里极少数清晰的声音之一。但我不记得那块表后来去了哪里。不记得它是什么时候消失的。也不记得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再也没在父亲手里看到过它。
那块表一直在我手里。只是我把它忘了。不是弄丢了,不是被偷了——是忘了它的存在。就像有人从我的记忆里,把这块表出现过的所有画面,一帧一帧地剪掉了。而留下它的人,就是剪掉那些画面的人。
我握着那块怀表,在廉价的旅馆房间里站了很久,久到窗外的天色从纯粹的黑暗变成了深蓝,又从深蓝变成了灰蓝。然后我把怀表放回内袋,拿起桌上的手机,看了一眼时间——凌晨四点十七分。距离后天晚上十点,还有四十多个小时。我打开通讯录,翻到叶知秋的号码,发了一条消息:“你在钟表厂说的那些话,是沈昭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两分钟后,回复来了:“昨天下午四点左右。他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了大概十分钟。”
“他有没有提到一块怀表?”
“没有。”
我锁上屏幕。沈昭没有提到怀表——但他在钟表厂的那个房间里,留下了一个指向怀表的线索。他知道我会找到那块表,也知道我需要在没有他提示的情况下自己找到它。
我把手机放进口袋,走到窗边,推开窗户,清晨的空气涌进来,带着露水和泥土的气息,和房间里残留的烟味混合在一起。东方的天际线上,已经出现了一条极淡的橘红色亮线,像一道还没有完全睁开的眼缝,在沉积的天色边缘悄然打开了一个出口。
我关上窗,拉好冲锋衣的拉链,把桌上的东西全部收进口袋里。然后推开门,走出房间,走下楼梯,穿过还没开始营业的旅馆大厅,推开门,走进了凌晨的街道。街灯还亮着,在渐亮的天色中光芒已经显得有些黯淡。我沿街走了一会儿,然后停下脚步——我的目光落在路边一家还没开门的照相馆的橱窗上。橱窗里摆着几张旧照片,其中一张是一群人的合影。
我走近橱窗,透过蒙着一层薄灰的玻璃,辨认出那张合影下方的一行小字——“光华钟表厂全体职工合影,1984年”。
照片里有几十个人,穿着统一的工装,在厂房门口排成几排。前排坐着几个看起来像是领导的人,后排站着年轻工人。我的目光从一张张脸上扫过去,在前排左起第三个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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