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确定了。他是主动的。”
沈昭说出这句话时，语气平静得像在陈述一个与自身无关的事实，但每一个字都像是经过了多次排练，确保没有任何多余的情绪泄露。他说完之后，合上桌面上那本摊开的笔记本，放在桌面中央，然后站起来，把椅子推回桌下。椅腿和地面摩擦的声音在空旷的地下室里短促地响了一声，然后被墙壁吸收。
我握着铁皮盒子，站在门口。晨光已经从楼梯转角的小窗户里渗进来，在满是灰尘的地板上投下一块淡青色的亮斑。光斑的边缘很不规整，被无数细小的灰尘颗粒切割成锯齿状。
没有看我，他低着头，看着自己面前桌面上那道被晨光切割出的边缘：“你父亲找到方远的时候，方远已经准备跑了。他知道那批记录一旦曝光，自己活不过一周。你父亲给了他一个选择——把记录交出来，然后消失。”
“方远选了消失。但他留了一手。他把最核心的那份信息——终端接收者的完整名单——复制了一份，藏在了另一个地方。”
“你父亲直到入狱之后，才知道那份复制件的存在。”
我握着铁皮盒子的手指收紧了一点：“那份复制件现在在哪？”
沈昭坐在桌沿上，双手搁在膝盖上，目光落在自己面前的桌面上：“在那台被改装的机芯里。方远把名单刻在了机芯夹板的背面，然后装进了一块怀表的表壳里。那块怀表——”
“在我这里。”我说。
沈昭没有接话。但他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确认。我伸手进口袋，掏出那块银白色的怀表，放在桌面上，金属和木质桌面接触时发出一声比预想中更沉闷的声响——像是表壳内部的机芯在落桌时响应了一声，用机械的方式确认了自己的身份。
我打开表壳，把表盘下方的机芯夹板拆下来，翻到背面。在放大镜下，一行极小的字浮现出来——字迹是用刻针刻上去的，笔画比头发丝还要细。不是名单。是一行坐标。我盯着那组坐标，指尖在夹板边缘停住了。坐标对应的位置，不是任何我曾在地图上看到过的地名或建筑——它指向的是老城区边缘、废弃铁路线延伸向的最终方向，是光华站地下室以西大约四百米处，一片地图上被标记为灰色、没有任何标注的区域。
“那里是什么地方？”我问。
沈昭没有回答。他走到墙角的铁皮柜前，拉开最下面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卷泛黄的图纸，展开铺在桌面上。那是一幅老城区的地下水道系统图，绘制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图纸的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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