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七点半,郑耀先换了一身行头出了门,
不穿西装了,换了一件灰扑扑的棉布长衫,头上扣了一顶旧毡帽,脚上是双半新不旧的布鞋。这身打扮在上海滩的弄堂里随处可见,放进人堆里转两圈就找不着了。
他没走正门,从区部后院翻墙出去,落在隔壁弄堂里。弄堂窄得只能过一辆黄包车,两边的晾衣竿上挂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和被单,滴滴答答地往下淌水。
他先去了霞飞路上一家白俄开的酒吧,站在吧台边喝了半杯伏特加,跟老板又聊了几句买不买得到乌克兰的黑面包之类的废话。喝完出来,沿着弄堂钻了两个弯,在一家理发店门口站了三分钟,从镜子里观察身后有没有跟着的人,
没有,
但他不急。反跟踪这种事,不能只查一遍。他师父说过,真正的尾巴不会跟在你身后三十米内,而是在一百米开外的平行弄堂里蹲着,你拐弯他也拐弯,你停他也停,像两条永不相交的铁轨。要用“窗户”和“镜子”去找,不能回头。
他又拐进了一家茶馆,在楼上靠窗的位置坐了一刻钟,要了壶碎银子。窗户对着马路,能看到下面的行人和车辆。他假装看报纸,实际上眼睛一直在扫马路两边的门脸。街对面有个卖香烟的摆摊,摆摊后面站着个穿着棉袍的男人,圈短微胖,手里拿着一张报纸在翻。郑耀先看了他三分钟,那个人的报纸从头到尾没翻过一页。
待定,
又过了五分钟,那个穿棉袍的“口报人”把报纸塞进口袋里,买了包前门的烟,慢步走了。走的方向是向西,跟郑耀先的目的地完全相反,不是跟踪者,只是个等人的闲汉。
郑耀先放下了心。他结了账从茶馆后门出来,在一条黑漆漆的巷子里快步走了两百来米,绕到了南京路上的大光明大戏院后面。
戏院后巷是上海最乱的地方之一。垃圾桶旁边蹲着赌骰子的瘪三,墙根下靠着打瞌睡的车夫,偶尔有两个穿旗袍的女人从后门里钻出来,一路小跑着腿进了不远处的舞厅。空气里混着煤油灯的焦味、油锅的烟味和不知从哪儿飘来的一股子潮湿的霉味。
后巷尽头有一家只有两张桌子的小面馆。老板是个湖北人,五十来岁,瘸了一条腿,整天闷头煮面不太爱讲话。面馆墙上贴着一张发黄的菜单,只有三样:葱油面、阳春面和大排面。
郑耀先走进去,在靠里的那张桌子坐了下来。
“阳春面,多放醋。”
里面那张桌子上已经坐了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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