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梁国朝初立，便埋下“海陆之别”的根苗。当年京兆梁门一脉孤存，得南海公室倾力拥戴，于广府登基建制。随后挥师北伐、定鼎中原、还都洛都的伟业，实赖南海公室麾下劲旅，及海外诸侯藩属的鼎力襄助——这份军功与财力，让海疆势力在新朝根基初定时，便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待大梁归复旧都，朝堂格局渐生变化。天子为稳固北地统治，不仅召回京兆梁门四散的故旧部将，更开科取士，吸纳北地士人俊彦入朝。由此，以南海公室、海外藩属为核心的“海派”，与以京兆旧部、北地士人为骨干的“陆派”，形成了新朝最初的权力分野。
只是这分野起初模糊难辨。两派或借婚姻联亲，或凭师门结援，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织态势。在平定北地乱象、整顿民生的共同大业中，双方尚能以天子与朝廷为尊，和衷共济，未露嫌隙；反而相互权衡和制约，形成某种进取和竞争之势。
转折始于关中大战的溃败。前朝余脉西唐，得西北诸道联军拥立，于关内死灰复燃，与大梁形成长期对峙。此役不仅让延边地区的收复功亏一篑，更催生了一批形同藩镇的地方势力——朝堂的“海陆之别”，也自此从暗流涌动，转为明面党争。
海派势力的根基在南海与海外，多年来为北伐输送了无数财力、兵源乃至亲族子弟，早已厌倦与西唐的拉锯消耗。他们主张见好就收，暂缓西征以休养生息，更迫切要求朝廷兑现开国时许下的爵禄酬赏。
陆派则截然不同。以京兆梁门旧部为核心，他们自恃“中原正统”，怀抱着大一统的执念，坚持要砸锅卖铁、磨牙吮血，不惜代价将战事进行到底，务必与西唐分出正统高下。“海内归一”的激进主张，与海派“分镇酬功”的诉求激烈碰撞，竟致前线战略摇摆，战线屡屡溃败。
最终，随天子入主洛都的南海公室（暨国朝摄府），成了最后的缓冲。在摄府的调解与压制下，党争才未演变为祸国之局。但代价惨重——朝堂中争斗最激烈的几大派系，皆遭天子与摄府双重打压，或烟消云散，或转入地下蛰伏。如今大梁通缉多年仍活跃的顺义、兴化等党人，便是当年或是极端激进，或是极度保守派系的残余。
开国先帝亦在此番动荡中深受打击。虽未失励开拓进取、精图治之心，但早年逃亡留下的暗疾愈发沉疴，身体每况愈下。为确保帝位传续安稳，他最终将军国大政托付给南海公室出身的大相国——这一举动，既开启了摄府执政的先例，也为日后的朝堂格局埋下了新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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