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念的历史学者，白天为《泰晤士报》和《晨报》写上两篇社论，晚上则埋头于十六、十七世纪的故纸堆里，偶尔在贫民救济组织里当一回义工，向他们讲述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契约。
可惜，
历史没有或许。
1829年，他们迎来的不是盛世的英伦，而是一次毫无预兆的经济危机。银行接连倒闭，追讨债务的通缉令充斥着报纸版面，运河与矿业股票暴跌，失业率飙升，纺织工人走上街头，印刷工人发动罢工，农村地区则因为农业减产爆发饥馑。
伦敦大学的新晋毕业生们，在那一年不是奔赴工作岗位，而是纷纷削减开支，寄居亲友，靠着旧衣裳和傍晚市场上的打折食品度日。
而亚瑟·黑斯廷斯，这个一度被教授们称为拥有“布卢姆斯伯里最锋利的舌头”的年轻人，却发现他递交的海量求职信，从未收到过一次回信。
他很快就明白了，那些在校时看起来唾手可得的机会，其实只是橱窗里精心布置的蜃景。中产的门槛从来不是靠学历，而是靠姓氏、靠教会背景、靠父亲的名字。
亚瑟沉默了。
沉默是他表达愤怒的一种方式。
埃尔德则爆发了。
他烧掉了那本用心校订的拉丁语版《理想国》，甩掉了花呢西装，听天由命的去了海军部报到。
然而，不论他们怎么想，命运从不会为了年轻人的一腔热血让路。
伦敦还未从上一轮经济低潮中复苏，新兴的中产阶级在股市暴雷和债券违约中元气大伤，而底层民众的愤怒也正在酝酿。政府在忧虑治安状况持续恶化之际，成立了一个名为“伦敦大都会警察厅”的新机构，史称“苏格兰场”。
正是在这一年，亚瑟·黑斯廷斯走进了苏格兰场，穿上了那套剪裁粗糙、样式新颖的深蓝色制服，从伦敦大学的学业金奖变成了街头巡警。
他从最底层做起，在夜色中沿着格林威治的中央大街巡逻，追赶扒手，敲打醉汉，阻止愤怒的失业工人朝教堂投掷石块。他曾试图按照课堂上学到的法律、哲学和所谓的历史惯性解决问题，然而他却发现这个城市更讲究拳头、口袋和门路。
“伦敦的街道教会了我一件事。人们所说的‘正义’，是个极其昂贵的词汇。它需要维持秩序的预算，需要印刷清晰的法律条文，需要市民们对公共场所的敬畏感，更需要人们至少能吃饱三顿饭。杰里米·边沁先生的功利主义哲学让我终身受用，我毕生都在致力于使得最大多数人获得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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