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段性成果汇报会刚刚结束。院领导和学术委员会的肯定犹在耳边，一份盖着红章的正式通知也几乎同时送达他的手中——《关于选派优秀青年科研骨干参与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化前沿实践计划”的通知》。他被列为重点考虑人选。
计划内容极具诱惑力：脱离相对纯粹的科研环境，进入市里与几家大型电子企业联合成立的“先进微电子材料中试基地”，直接参与将实验室成果推向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攻坚。这意味着更高的薪酬、更贴近市场的视野、更快的成果转化可能，也意味着……“春潮”项目后续更深入的基础研究，他可能无法主导，甚至要完全移交。
导师把他叫到办公室，语重心长：“望城，‘春潮’项目是你一手带起来的，现在刚见起色，后续的机理深化、性能极限探索，还有很多重要工作。你是最适合的人选。去那个中试基地，固然是条快车道，但环境复杂，指标压力大，很多时候身不由己，未必有利于你长远的学术发展。”
企业方的代表则说得更直接：“谢博士，你的能力我们有目共睹。现在深圳乃至全国，缺的不是论文，是能实实在在转化成产品、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技术。中试基地就是桥梁。这里有你施展拳脚的更大舞台，也有更现实的回报。‘春潮’的初步成果很好，但离能用、好用、成本可控，还有距离。我们需要你来缩短这个距离。”
谢望城站在人生的一个岔路口。一边是熟悉的实验室，相对纯粹的科研探索，沿着既定方向深耕，可以预期安稳的学术生涯和成果积累。另一边是充满未知和挑战的产业化前线，那里有更快的节奏、更复杂的变量、更直接的成败压力，但也可能更早地看到自己的研究改变现实。
夜深了，他独自留在实验室。仪器已经关闭，只有安全出口的绿灯发出幽微的光。他拉开抽屉，又一次取出那张“无名岛”示意图的复印件。图纸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更加模糊不清。
祖父当年，在已知的台北隐蔽战线和未知的海外营救任务之间，选择了后者。那不是基于利弊分析，而是基于信念与情义，基于对“更重要之事”的直觉判断。那个选择，将他引向了生命的终点，也铸就了精神的永恒。
自己此刻的选择呢？留在“春潮”项目，是在已知的、相对可控的领域内继续掘进；前往中试基地，则是跳入一片更广阔、也更汹涌的“产业化”之海，那里有市场的风浪、资本的礁石、工艺放大的种种不确定性。
他问自己：当初选择回国，选择投身半导体材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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