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年轻人,现在这份报告的作者(他怀疑是某个离职的会计或中级官员)有着同样的愤怒,但数据更详实,指控更具体。
“股价跌了多少?”他问在交易所工作的孙子威廉。
“报告泄露当天跌了百分之十,但一周后反弹了百分之五。”
“为什么反弹?”
“因为董事会宣布成立‘内部调查委员会’,并承诺提高分红,”威廉耸耸肩,“投资者关心利润,不是道德。只要香料还在运,钱还在分……”
“腐败可以忽略?”扬二世打断。
“腐败被定价了,”威廉冷静得让祖父不安,“VOC股票的风险溢价已经包含了‘管理不善’的因素。只要不彻底崩盘,投资者就接受。”
这就是新时代的逻辑:一切都可以量化、定价、交易。道德风险只是另一种金融风险,可以用更高的回报率补偿。
扬二世决定亲自调查。他约见了VOC的一位前财务官——现在破产了,因为个人投机失败。会面在阿姆斯特丹码头区的一家低级酒馆,空气里弥漫着变质的啤酒和绝望的气息。
“范德维尔德先生,”前财务官五十多岁,眼睛混浊,手指被墨水染得洗不干净,“您家族很早就退出了VOC,明智的选择。”
“报告是真的吗?”
“真的?比真还真,”男人灌了一口廉价杜松子酒,“但问题不是几笔坏账或几个贪官。是整个系统。VOC太大、太老、太……自满。就像一棵巨树,外表雄伟,里面已经被蛀空了。”
他描述了细节:巴达维亚的总督用公司资金建私人宫殿;锡兰的指挥官虚报肉桂产量;好望角的补给站把新鲜食物卖给过路船只,给船员吃发霉的饼干——差价进个人腰包。
“最糟的是,”前财务官压低声音,“伦敦知道。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人在嘲笑我们。他们说:‘荷兰人教会我们如何做东印度贸易,现在我们教他们如何优雅地衰落。’”
离开酒馆时,扬二世感到一阵恶心。不是对腐败本身——商业总有腐败——而是对那种缓慢、必然、几乎优雅的衰落感。就像看着一艘大船缓缓下沉,船员们在甲板上继续跳舞,因为音乐还没停。
在莱顿,玛丽亚的农业研究所面临着另一种蛀空:官僚主义的窒息。
和平没有带来更多资金,反而带来了更多监管。各省议会成立了“农业事务监管委员会”,名义上是协调研究、避免重复,实际上是增加审批层级、巩固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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