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的声音充满敬意，“我来自遥远的英国，是一名虔诚的佛教艺术研究者。我惊叹于这片洞窟中保存的古老佛教绘画和雕塑，它们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我听说，您几年前发现了一个藏经的洞窟（指藏经洞）？”
王圆箓警惕地点点头。藏经洞是他八年前偶然发现的，里面堆满了古代写卷、绢画、法器，他不懂其价值，只当是古物，曾拿出一些送给地方官员，也曾为筹钱修缮庙宇卖过少许。
斯坦因察言观色，立刻转换话题，大谈自己对玄奘大师的崇敬，讲述自己沿着玄奘足迹考察的“壮举”，并声称自己正是受玄奘精神感召，来此研究佛教艺术，目的是“让世界了解东方文明的伟大”。他巧妙地投其所好，表示愿意捐出一笔“功德钱”，资助王道士修缮洞窟。
在蒋孝琬的协助和银元的诱惑下，王道士的防线逐渐松动。斯坦因最终被允许进入藏经洞挑选。当他看到那堆积如山的公元4至11世纪的写卷、绢画、刺绣时，内心震撼无比。他强压激动，以“借阅研究”为名，开始有计划地挑选。
他深知这些文献的价值，也明白手段必须“谨慎”。他不断强调自己的“学术目的”，避开“购买”字眼，而是以“捐赠香火钱”换取“允许带走少量研究样品”。交易在夜色中进行。最终，斯坦因用区区四十块马蹄银（约合200两银子）和几句承诺，换走了装满二十四大箱、约一万四千件写本、绢画和刺绣，以及五大箱其他文物。这些无价之宝，被当作“研究材料”运出中国。
临行前，斯坦因还与王道士合影，照片上他志得意满，王道士则有些茫然。斯坦因在后来出版的游记中写道：“……将这些长期被遗忘的珍贵文献从湮没中拯救出来，置于欧洲学者所能及的研究中心，是它们所能遇到的最好命运……王道士虽不甚明了其价值，但获得了修缮庙宇的资财，亦是功德。”
然而，这仅仅是开始。
次年（1908年），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接踵而至。伯希和汉语流利，精通中文古籍，他的挑选更具学术针对性。他以五百两银子，从王道士处“购得”了约六千件精华写本和大量绢画、木雕等。伯希和挑选时，往往快速翻阅，专挑有纪年、带注释、或内容独特的卷子，其眼光之毒辣、搜掠之精准，远超斯坦因。
再往后，日本的橘瑞超、俄国的奥登堡、美国的华尔纳……形形sese的探险家、学者、文物贩子闻风而至。藏经洞的珍宝被以各种名义、极不对等的代价，源源不断地攫取、切割、运往海外。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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