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从最初的不安，到后来的麻木，甚至主动兜售。他或许始终未能真正理解这些“故纸堆”的惊天价值，只将其视为可以换取修缮经费的“古物”。
而彼时的清政府，风雨飘摇，对西北边陲的控制力和文化责任心已降至冰点。地方官员或昏聩无知，或受贿默许，甚至有的也参与分羹。层层上报的文书石沉大海，偶尔有有识之士的疾呼也被漠视。一个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文献宝库，就在这种自上而下的麻木、无知与贪婪，以及外来者精心包装的“学术”名义下，被系统性拆解、流散。
斯坦因、伯希和们的行为，固然是赤裸的掠夺，但其过程却披着“学术考察”、“文明拯救”的外衣。他们用少量的金钱，利用了守护者的贫困与无知，利用了当地政府的主权缺失与管理混乱，更利用了当时中国整体性的衰败与失语。他们将掠夺行为自我合理化，将自己塑造为“发现者”和“保护者”，而将原属国的权益和文明记忆的完整性，置于次要地位。
那些被运走的经卷，在伦敦、巴黎、圣彼得堡、东京的图书馆和博物馆里，得到了精心的修复、编目和研究，催生了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学。这固然促进了学术发展，但无法改变其来源的非正义性，以及其导致的中国学术研究长期依赖海外资料、核心文物分离的痛楚。更重要的是，这种剥离，使得敦煌文化遗产的完整语境被破坏，其作为中华文明融合创新、丝绸之路交流结晶的整体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被域外学者按照其自身学术传统和兴趣点进行了重新切割和诠释。
王圆箓不会知道，他放行的那些“研究样品”，在未来百年间，会成为中国学者心中难以弥合的伤痛，会成为国家追索流失文物名单上沉甸甸的一项，更会成为西方某些势力在谈论“文物国际主义”时，刻意回避或轻描淡写的原罪。
在那个黄沙漫天的年代，古卷离乡，带走的不只是纸张和墨迹，更是一段文明交汇的鲜活记忆，以及一个古老民族在积贫积弱时，无力守护自身精神瑰宝的深沉悲怆。
这段历史，与当下正在进行的、围绕历史解释权和文明叙事权的暗战，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可悲映照。只不过，今天的中国，已非当年那个任人宰割、连自家宝藏都看不住的沉睡巨人。清除内部的“毒刺”，抵御外部的“巧取”，正是为了不让历史的悲剧，在任何形式上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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