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却还麻木地认为，这是军人的“职责”。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我们开进了南京。城破的那天，天是暗红色的，秦淮河面漂浮着层层叠叠的尸体，血沫顺着水流不断扩散，腥气呛得人几乎窒息。长官下达了“清乡”的命令，所谓的“清乡”，不过是一场肆无忌惮的屠城。我们把巷子里的人，无论老人、妇女还是孩子，都赶到空地上，架起机枪扫射。子弹穿过人体的声音，沉闷而刺耳，一片片人倒下去，鲜血浸透了泥土，凝固成暗褐色的斑块。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抱着孩子的妇人，她跪在地上不停磕头，嘴里说着我们听不懂的求饶声。我端着步枪，手指扣在扳机上，犹豫着，却被身边的战友推了一把，子弹应声射出，妇人倒在血泊中，怀里的孩子还在哭喊，那哭声像针一样扎进我的心里。可我不敢停下，只能跟着队伍继续施暴，看着堆积如山的尸体被草草掩埋，看着那些被强征的劳工饿到啃树皮，渴了就喝路边的脏水，稍有反抗便会被活活打死。
后来，我们被要求统一口径，对外宣称是来“帮助华夏建立新秩序”的“解放者”，说那些死去的人都是“叛乱分子”。谁要是敢说真话，就会被安上“通敌”的罪名，秘密处决。我选择了沉默，选择了撒谎，可每到深夜，那些死去的人就会出现在我的梦里，他们的眼睛里满是怨毒，一遍遍质问我为何要杀害他们。
战争结束后，我回到了岛国，试图将这段血腥的记忆掩埋。我在电视上撒谎，说我们对华夏民众“友善亲和”，可每当夜深人静，我都会被自己的罪孽惊醒。我开始酗酒，想用酒精麻痹自己，可那些画面却越来越清晰，秦淮河的血、妇人的尸体、孩子的哭声，像烙印一样刻在我的脑海里，日夜灼烧着我的灵魂。
哭声像破旧的风箱在狭小的房间里拉扯，浑浊的泪水顺着老人沟壑纵横的脸颊往下淌，在下巴处汇成水珠，重重砸在桌面上，洇湿了照片边缘的纸角。他颤抖着伸出双手，不再躲闪，死死攥住那张南京街头的惨照，指腹在冰冷的纸面上反复摩挲，仿佛要透过油墨，触摸到那些逝去生命的温度。
“我有罪……我有罪啊……”老人的声音嘶哑得如同破败的锣，每一声忏悔都带着胸腔震动的疼痛，“那些话，都是他们教我说的！他们说，只要我配合，就能安稳度过余生，可我每晚都被噩梦缠住，那些被我杀死的人，就站在床边看着我……”
健太沉默地看着他，胸腔里的怒火渐渐平息，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重的悲凉。他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笔记本，缓缓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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